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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漫谈丨从央视采访,看美国科研

2019年1月,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采访中国最大通信企业华为公司的总裁任正非先生,本文对于采访内容部分摘录如下,并在采访的下方加入了美国科研项目老师的思考,供学生和家长思考。

记者: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见不到女儿的面是正常的,但因为这次意外,您会不会因此特别惦记她,想念她?
任正非:不会,不会。我觉得对于子女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翅膀要硬,要自由去飞翔,这是父母的期望。

记者:欧美国家在电信领域的投资占到60%,如果发达欧美国家不让您(华为的产品)参加竞争,有什么办法?
任正非:不会,我们有很多东西,欧美国家非买不可。我一定会卖给他们,我们不会计较他们曾经拒绝过我们,我们是市场经济,是以客户为中心,当他们要买的时候我还是会卖给他们。 未来二三十年,社会将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进步来源于教育和科学的进步。一个国家首先要重视教育,重视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的基础教育。国外有人说过,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室的讲台上完成的,同时讲到教育是最廉价的国防,国防并不一定武器是最厉害的。

记者: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对这个问题看得这么清楚,你们在招人才的时候,像统计、数学这样的人才好不好招?
任正非:好招。

记者:为什么你们好招?
任正非:因为全世界博士很多,我们国家这些年也进步了,特别是现在有大量的人才,从国外、海外回归,这对我们国家是一次机会,因为这个世界,有两次人才大转移高峰,第一次是世界大战结束以后,300万犹太人从苏联转移到以色列,崛起了一个高点。现在美国正在排外,它的科研就受限了。第二个我们可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国外不能公平就业的话,他可能要回国,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要敞开怀抱去拥抱这些人,让他们回国来多挣钱,为国家的发展增添光辉。

记者:作为一名企业的负责人非常重视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但是您知道现在的现实是在一些高校,尤其是在专业设置上,对于基础科学,您比如说前段时间您到中科大的时候跟校长说,统计学非常重要,哪一门都用得到。但问题是现在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学这个?
任正非:你看你讲到命脉了,专门讲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什么?人工智能就是统计学,这个学科计算机与统计学就是人工智能。中国没有人工智能这门课,计算机与统计学,审计与审计学,你说我们要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是干啥?统计不重视说明我们国家在数学上重视不够。第二个在数学中的统计学重视不够。大家过去看多年来好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使用的是统计学。所以,中科大包校长给我讲话的时候,他介绍专业的时候我在每一个专业后面都加一个统计学,只有专业后面加个统计学,才能带动新时代的进步。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科学家跟我讲,他说未来时间长短我不好说,但绝不会要十年,他说只要移动愿意多给我们一倍的钱,我们可以把它宽带增宽100倍;比如说我们和苹果手机差距是什么?那只能说苹果在寒冷地带就照不了相,但是我们的手机在寒冷地带仍能招架!

记者:这跟数学有什么关系?
任正非:这是胶水,这是我们科学家发明的一种胶水,这个胶水在低温下不凝固。我们在低温下就可以照相,因为镜头是用胶水粘起来的。其实这都是基础科学带来的。突破基础科学是需要非常长时间积累。

解读:据介绍华为在全球18万员工中,研究人员就占到了45%,每年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的15%左右。2018年华为在研发方面投入更是达到了150亿美元,未来5年超过1000亿美元。

 

     人工智能其实就是统计学,只不过用了一个很华丽的辞藻,本质就是统计学。好多的公式都是很老旧,但是所有的人工智能利用的都是统计学来解决问题。8 月 11 日,201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Thomas J. Sargent 在主题为“共享全球智慧引领未来科技”的世界科技创新论坛上也是如此表示。

说到中美教育的差异,一个看起来是悖论的现象特别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一方面,中国学生普遍被认为基础扎实,勤奋刻苦,学习能力——特别在数学、统计等学科领域超乎寻常,在国际大赛中屡屡摘取桂冠,将欧美发达国家的学生远远甩在后面;另一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的整体地位不高,能够影响世界和人类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陈,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难怪钱学森先生会发出考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与此类似的另外一个看起来也是悖论的现象是:一方面,美国基础教育质量在世界上被公认为竞争力不强,就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和其他国家——特别是和中国、印度——相比,美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基础科学领域的能力和水平较差,在各种测试中的成绩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独步全球,美国科学家的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始终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一个水平很低的基础教育却支撑了一个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也许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奇怪的现象之一。

在通常情况下,就整体而言,优秀学生的基数越大,未来从中涌现出优秀学者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然而,当下的中国教育正在验证我们的担忧:优秀的学生和未来优秀学者之间的相关性似乎并不显著。

教育似乎正在变成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师上课是为了谋生;学生上学在义务教育阶段是国家规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是为了通过上一级的考试;校长看上去像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等等。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反观美国,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着于公民教育背后的产物。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越强调教育对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机构,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质作为最根本的教育目标。

因此,实用主义哲学最为盛行的美国,在教育领域却非常地”不实用主义”:越是优秀的教育机构,教给学生的越是些”无用”的东西,如历史、哲学等等;越是优秀的学生,越愿意学这些”无用”之学。实际上,美国学生之所以基础差,和美国中小学的教学方式有直接关系。美国教育界深受古希腊苏格拉底”产婆术”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教育是一个”接生”的过程,教师就是”接生婆”,人们之所以接受教育是为了寻找”原我”以不断完善自身。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知识非他人所能传授,主要是学生在思考和实践的过程中逐渐自我领悟的。所以,在美国课堂里——无论是大学、中学还是小学——教师很少给学生讲解知识点,而是不断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学生的阅读、思考和写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诵什么东西。虽然他们学习的内容可能不够深不够难也不够广,但只要是学生自己领悟的知识点,不仅终身难以忘记,而且往往能够举一反三。

相比之下,中国学校教育深受孔子”学而时习之”思想的影响,老师把知识点一遍又一遍地教给学生,要求学生通过不断地复习背诵,使之成为终身不忘的记忆。这种教学方式对于传统的人文经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对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教育而言,其弊端显而易见: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扎实,但也因此束缚了思想和思维,丧失了培养创新意识的机会。

从教育的目的和教学方式出发,中国和美国在关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上,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价值观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过程之中,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统一的高考录取体制对基础教育的制约和影响,以及社会外部环境的变化,教育的过程正在逐步被异化为应付考试训练的过程。

美国科研(美式科研),重要的是自我探索,即学生在教授的帮助下,进行课题的选择与课题的积淀,教授很少直接给出课题方向,而是会问学生,你想做的内容是什么,甚至在博士生进行博士阶段的毕业设计时,教授也会反问到,你想做的课题是什么?我能提供什么帮助?很多时候教授是让学生自己去挖掘研究点,然后往下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他汇报。 刚开始学生也感到非常迷茫, 直到自己做出一点东西来,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导师希望你是做科学家还不是工程师。必须承认的是,自我学习与探索是研究生、博士生阶段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教授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希望听取到学生提出idea以及解决方案和思路(where we stand and where we are moving),这也是今后要碰到的。 如果学生能自己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并一步一步往下做,最终能够产出一定的成果(如在顶会或期刊上发表论文),那么距离世界一流高校的学者就不远了。自我探索、自我分析,掌握科研的方法和思维,这个非常重要,也是美式科研最大的意义所在。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人生不是一场由他人设计好程序的游戏,只要投入时间和金钱,配置更强大的”装备”就可以通关。一旦通关完成,游戏结束,人生就会立即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人生是一段发现自我的旅程,路要靠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认识到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是远方的一座灯塔,能够不断照亮前方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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